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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傻子想做骗子更悲催的是傻子想做流氓

2021-07-29 20:24   编辑:admin   人气: 次   评论(

  但在那个时期,北方还有个比黄金荣杜月笙更凶恶、更没底线的人渣大流氓,那就是天津的袁文会。

  流氓们的生意逻辑都很简单,上头有人罩,手底下有混混亡命徒,主业赌场、烟土、夜总会,副业走私、洗钱、保护费,高端点的倒腾几票军火。

  光听光看不过瘾,他要自己搞。袁文会当然不会说相声,更不会唱戏。但自己不会不要紧,天津是曲艺窝子,高手有的是。于是,袁大手一挥,就把持住了庆云戏院,还组建了个兄弟曲艺团,意思是把这些艺人当兄弟,“让天下没有难说的相声”。

  我们熟悉的相声泰斗马三立,相声名家赵佩茹,唱大鼓的骆玉笙,说评书的陈士和,还有很多我们现在都叫不出名字,当初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,都成了袁文会的“兄弟”。当然,最红的还是才二十来岁的“小蘑菇”常宝堃。

  小蘑菇年轻,会来事,关键是本事还大,相声天才,十五岁就名震京津两地了。小蘑菇能耐有多大呢?

  2005年前后,郭德纲的创作、表演,包括体力、情绪都在巅峰的时候。一些说相声的老先生看到后欣喜若狂,大加赞誉,说郭德纲是“小蘑菇在世”。

  所以,那时候的小蘑菇,也顺理成章的被袁文会推上了兄弟曲艺团团长的位置,是不是非常有福报?

  有这么多名家,再加上天津这么好的曲艺群众基础。兄弟团和庆云戏院,自然是不愁卖票,岂止是不愁,简直就是门庭若市,踏破门槛。

  一句话不称心,上去就是一巴掌。贵为兄弟团副团长的赵佩茹,问了句“什么时候发包银”,香港陆和彩特马提供,立即就赏了一个耳光。

  单弦艺人王剑云,因为实在活不下去了,问了句“三爷,嘛日子关钱呀?大伙快揭不开锅了。”晚上就挨了一通毒打,没几天连气带病就死了。

  戴少甫,也是张寿臣徒弟,小蘑菇师兄弟,当时跟常宝堃、侯宝林齐名的相声名家,得罪了袁文会,几经迫害,也死了。据说死后,连丧事都办不起,侯宝林演出时候跪在台上痛哭,求观众给捐钱,筹点丧葬费。

  连袁文会最赏识信任的小蘑菇,也因为在台上“砸挂”被打。那一般艺人,平时被打,被凌辱,被起外号,都是家常便饭。

  因为袁文会真正做的不是曲艺,而是一个平台,并且是垄断性平台。从流量明星到剧场,从管理到客源,全部掌握在手里,那些多年后被奉为“大师”、“泰斗”的艺术家,只不过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供应商。

  在饿死和被打死之间做选择,我们通常还是选择被打死。挨打虽然多,毕竟打到死还是小概率事件。

 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,袁文会的这种做法,在七十年后大行其道,被无数资本和创业者追捧,而且换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名头,叫做“平台化商业模式”,与之伴随的还有一个充满着“雷锋精神”的概念,叫做“赋能”。

  互联网发展的近二十年来,全球最好的无疑是两个国家,第一是美国,第二是我们。

  中国的互联网大佬们,喜欢做连接,做横向整合,从交易、支付、金融、社交、娱乐、出行,到餐饮、医疗、媒体、中介,几乎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套路基本都是:免费、砸钱做规模、形成垄断(“垄断”太敏感,他们自称“头部”)、上市、收割、下一个。

  美国的互联网巨头,喜欢做技术,做纵向探索,比尔盖茨、乔布斯、小扎、马斯克、贝索斯,人人身上都有鲜明的创新标签。他们标志性产品是芯片、操作系统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无人驾驶,他们更像华为,但华为在我们这里反倒是另类。

  向往“星辰大海”和关注“老百姓的几颗白菜”,没有高下之分,只有适合不适合。

  2、那种希望把甲方乙方丙方丁方,各个方面攒到一起,自己不干活光抽成,甚至还要收“保护费”的“商业模式”,是一种流氓思维,而且是愚蠢的流氓。

  3、平台属于社会基础设施,天然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,不可能成为商业模式的主流。

  4、平台也有好平台和坏平台,判断的标准很简单,让你产生依赖,掌握主动权和流量分发的就是坏平台。让你自己发展,能够积淀自己的品牌资产和影响力,他们只提供基础服务的就是好平台。

  5、随着好平台被扶持,尤其是坏平台被打压,实体企业运营中的“去平台化”将是大势所趋。因为去平台化,市场会迎来一个成长的黄金期,尤其是电商。

  平台这玩意儿是个老物件,比人类文明史还久远。人是社会动物,不管个人,还是一群人、或者一个组织,想发挥才能,创造价值,或者想干其它想干的事,哪怕是抢银行搞电信诈骗,都需要一个舞台和服务体系,这就叫平台。

  农业文明时,商业活动很少,集市就是最主要的平台。工业文明后,商业平台就逐渐增多,有各种类型的平台,还诞生了专业服务人员。而信息文明,平台就变得更加多样。

  最形象的比喻是,实体企业是演员,平台企业是舞台。演员和舞台谁更重要?当然是演员重要。尤其是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  第一条重要规定是,艺人收入全部归艺人所有,第二条规定是剧社收入,剧团跟艺人三七分账。以前是剧社抽演员的佣,现在反过来了,演员开始抽剧社的佣,这才是人民当家作主。

  不光天津,全国各地都做了类似整治,一时之间,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。演员创作得到空前释放,中国传统曲艺,在五十年代达到了历史最高峰,至今无法超越。

  也不光是曲艺界,工商界也是,典型的就是公私合营,收入归劳动者所有,这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。五十年代的经济大发展,这个经济体制改造是基础。

  但有些时候,平台的作用性比演员要大,不但大还大得多。那就是旧平台被淘汰,新平台在建立的时候。

  老舞台不合适唱戏了,不能适应市场发展了,必须有新舞台出现,新服务出现。这个阶段平台的作用就远大于实体企业。

  如今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大佬,都是在互联网技术改造商业平台的红利期发展起来的,他们建立新的商业平台,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  如今,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建设完毕,跑马圈地完成,剩下的小修小补没有多少红利可言,现在动不动还“平台思维”,自然就落伍了。

 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,一个好的平台,天然带有社会性和公益性,除非早就有了规模优势,否则没啥钱可赚。

  平台的很多用户数据,严格讲是个人隐私,属于社会公共资源。这就决定了,大平台的公共属性。

  而对于平台来说,不搞“流量分发”,不搞歧视,只收服务费不抽佣,是一个好平台的基本底线。

  一个真正的好平台很难赚钱,我们生活的社会,最大的平台其实是“政府”,如果政府权力不被约束,想要挣钱实在太容易了。

  但实际状况是,好的政府不能“与民争利”,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,年年都是财政赤字。

 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,这么直白的理念,怎么还被世界领袖级公司奉为金科玉律,难道“不作恶”很难吗,需要时时警惕?“不作恶”难道不该是底线吗,值得大说特说?

  “身怀利器,杀心自起”。对于一个掌握海量数据的大型平台公司来说,“不作恶”真的很难。因为“作恶挣钱”太容易了,诱惑太大了。

  那还是省省吧,想当袁文会也是需要资本的,好吃懒做连小混混都当不成。做贼不光吃肉,还要挨打,背后还要有能耐。

  先看看互联网平台大佬吧,从去年开始,反互联网平台垄断的风暴来临,阿里的182亿天价罚单不久后,美团又被立案,可能又会是几十亿的小目标。不少平台瑟瑟发抖,最近都收敛了很多。

  可能不少人奇怪,为啥阿里美团被罚,很多平台受警告,而规模不次于阿里的腾讯为啥过得平平安安。

  小马哥关于“平台赋能”有过一个谈话,很好的解释了什么叫“好平台和坏平台”。

  他说自己的平台是“去中心化的”,平台上的经营者做了什么最后都是自己的。一旦你的业绩、利润、效率、流量,都被平台掌控,那你只有被盘剥的份,这样的平台就是坏平台。

  上面说的是大佬们的事,对于一般企业来说都太遥远。产生这类大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

  我们就是一个做几个亿、几千万的小企业,或者因为机缘拿了个几千万的投资,却一门心思想着,整合上下游,整合服务系统,整合金融,整合政府关系,整合流量,把大家放在一个池子里,产生无数生意机会,自己坐地分佣。这不是痴人说梦吗?

  然而事实是,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,创业者有,传统企业也很多。他们幻想着,把自己能够想象到的资源都收入到掌控中,唯自己马首是瞻,平台上的经营者一边山呼万岁,一边毕恭毕敬奉上保护费。

  很少有人会想:自己到底可以给那些平台上的经营者带来什么,给平台上的消费者带来什么,自己除了拉拉皮条还能干什么,别人凭什么到你这里来,自己凭什么让别人产生依赖度,这个事为啥只有我能干,别人做不到。

  德云社有段子调侃到,“德云社里流氓多,流氓头子他姓郭。”我们普通人的流氓程度,离袁文会至少还差了十个德云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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